虽然在过去十多年里，考取大学在中国成了一件愈加轻松的事情，一些大学校长甚至担忧生源危机的到来，可这并不意味着进入名牌大学的机会就会继续提升。坐落于上海的复旦大学正在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。经教育部批准，2011年，复旦大学计划招收2840名本科学生，这比2001年的3440人降低了将近五分之一。
2005～2009年，复旦的本科招生计划每年降低100人，从3400名降至3000名。
2010年进一步降至2940名，2011年又降低了100人。
对于招生数额连年降低，复旦大学连续3年的表态包含，“继续精英化培养思路”、“确保录取的学生能享遭到最多的资源”、“优化教育资源配置，科学核定培养规模”。
现在鲜有其他名校像复旦大学那样明显地推行“瘦身”计划。不过，海量重点大学关于“与往年持平”、“继续维持稳定”的表述频繁出现。
5年来，南开大学的招生一直在3100人左右徘徊。
2003～2006年，该校的招生计划均为3000人。
2007年计划招收3080人，2008年为3100人，2009年为3150人，2010年降至3115人，2011年又增加了5人，调为3120人。与不少相同种类学校一样，南开的倡导是“求精求强”。
自2003年以来，北京大学本部的本科招生计划均为2650人。该校招生办公室强调，“北京大学坚持走本科生精英教育的道路”。
“精英教育”正在成为一个重新被拾起的目的。而过去十多年里，因为高校的大幅扩招，有人形容“大众教育取代了精英教育”。
1999年，高等教育开始大幅扩招，这类驰名高校与全国海量院校一块，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升中，一度放低门槛，不同程度增加了招生名额。
伴随扩招及人口结构的变化，全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，即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与18～22岁人口数的比率，从1999年的5%左右，飞速升到了2010年的26.5%——远远超越了教育部1998年末《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》确立的到2010年达到15%的目的。
在此期间，扩招会否摊薄教育资源、致使教育水平缩水，成了让人关注的问题。比如，全国高校校均学生规模1998年时不足5000人，2009年达到了1.4万人。生均高等教育经费飞速降低，2000年为7310元，2005年降为5376元。
由4所大学于2000年合并而成的武汉大学，当年招生9600多人。第二年减为8000人，2002年又减为7000人。该校当时表示，减招主如果为了保证学生培养水平，由于发现一些高校不考虑办学条件盲目扩招，后果紧急。
事实上，因为资源投入等很多原因的影响，不少名校在做加法与做减法之间不停摇摆。
2009年，武汉大学的本科招生计划比2008年多了200人，增至7800人。
2010和2011年，又上升到了7900人。南京大学2003年计划招收本科生3050人，2004年减了50人，2005年又加至3100人，此后连年增加。
2009年以来的3年里，招生计划稳定在3600人。
愈加多的高校试图稳定甚至削减招生规模。
2011年，清华大学的全国招生规模“与往年持平”，为3360人。而在2004～2009年的6年里，厦门大学每年招收5000名本科生。
2010、2011年，招生计划降低了250人。
在海量名牌高校中招生规模最小的中国科技大学，也依据“办学条件等实质状况”，小心地走回“小而精”的道路。该校前些年的本科招生计划为1860人，近期3年里，均为1800人，实质录取人数有时略低于计划数。
在压缩本科招生计划的同时，也有一些名牌高校降低甚至取消了专科、高职层次的招生。而很多高校在一度大幅扩招研究生后，宣布要控制研究生教育规模，调整结构。
对于中国大学而言，潜在的生源正在降低——高考考试报名人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之后，已经连续3年持续降低。
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约为933万，而教育部安排的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数，已由2009年的629万增加到2010年的657万，再涨到了2011年的675万，这意味着高考考试录取率连年上升。
已有不少普通高校在发愁招不足学生。但对于这类习惯于“万里挑一”的名牌大学来讲，生源危机的威胁还非常遥远，不足以迫使它们压缩规模。对这类“高等教育的排头兵”而言，“做强”比“做大”的意愿更为迫切。
复旦大学校长助理、教务处处长陆昉此前公开表示，复旦缩招一方面是考虑到目前初中生毕业人数降低，其次是基于提升教育水平的考虑。
今年3月31日，在国务院进步研究中心“双月学术报告会”上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演讲时称，国内“用9年时间达成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5%到15%”，走过了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步经历。
2010年，国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.5%，高校在学总规模3105万，是1949年的265倍，已跃居世界第一。
但袁贵仁部长同时指出，概括起来，“大而不强”是目前国内高教的基本状况。“国内教育正处于‘由大到强’的历史新起点。”
